[7]在这种语境中，整个国家这个限定语极为重要，整个国家当然涵盖了港澳。

 摘要：习惯在中西古代文献中有着不同的表述及意义内涵。二是它可被视为一种基于道德判断、宗教信念或实践原因而被禁止或崇拜的习惯。

（二）早期法人类学家对习惯的概念论述及其超越法人类学自萌芽伊始，便对习惯有所关注。然而，对习惯的经验阐释，却无法获得对历史上的习惯的客观认知。虽然他们的研究结论存在差异，但他们的学术旨趣却存在共同性，即通过对习惯文化功能的参与观察，获得对习惯所赖以生存的文化的整体功能的深入理解。也有学者认为，习惯的概念源自风俗（mores）。习惯的概念，随着法人类学研究方法、议题、旨趣的变化，经历了原始性法律性规范性实践性的意义变迁。

马赫（G.Maher）在批判法学家凯尔森（Hans Kelsen）有关习惯与宪法关系判断的模糊性时强调，藉由习惯在宪法实践中作用的经验研究，可发现凯尔森对法律规范效力来源的错误认知。博安南虽是美国人类学家，但也将马林诺夫斯基与布朗所提倡的参与观察方法作为科学研究方法。围绕推进大湾区框架协议真正发展出一个规则体系，而非只有根本和基干，内地方面可以更加充分地利用深圳、珠海已有的经济特区立法权。

[51]使深圳、珠海经济特区的空间范围分别扩展至珠江东西岸的大湾区，是一个选择。[21] 参见肖蔚云：《论香港基本法对香港特别行政区法治的保障》，载《中外法学》1999年第2期。香港与澳门先后回归祖国以来，在一国两制原则指导下，基本法研究已取得长足的进步。他们或者以内地港澳关系的想象来错误地拉平中央国家机构和特区机构的地位。

澳门基本法规定中央特区关系的条款，除了第二章，还有第四十五条第二款，第四十七条第一款，第五十条第（六）（十）（十二）项，第七十一条第（七）项，第九十条第二款，第一百零一条，第一百零二条，第一百零四条第二、三款，以及第八章等。特别行政区享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

[29] 唐志远、颜佳华：《省级政府权力清单研究——基于31个省级政府公开文本的分析》，载《湖南社会科学》2018年第2期。[10] 同前注[4]，邓小平书，第61页。在最近的《反蒙面规例》案诉讼中，特区立法会所拥有立法权的性质和范围成为争点之一。就内地港澳关系而言，主要的条款包括香港基本法的第四条、第十三条第三款、第二十二条、第四十一条、第九十五条、第一百一十六条、第一百四十一条第四款、第一百四十八条等。

对于内地港澳关系，邓小平的思考主要包括以下几点。[49] 参见陈欣新：《大湾区框架内澳门与珠海法律衔接与协同立法》，载《港澳研究》2020年第1期。2019年2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重申，广东省和港澳特区政府要稳步落实《深化粤港澳合作推进大湾区建设框架协议》的目标和任务。[9] 邓小平：《保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载邓小平著：《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2页。

而内地港澳关系是长三角所不涉及的，它带来的因素也是大湾区所独有的。这一条款指出，中央和地方国家机构划分职权，遵循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挥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的原则。

协议规定了四方的合作宗旨、合作目标、合作原则、合作重点领域，以及所需体制机制安排。用邓小平的话说，这个东西就是一个共同的大前提。

澳门基本法中没有出现内地字样，其第一百三十三条用全国其他地区替换了香港基本法第一百四十八条中的内地。但在这种语境中，主体不再是量的意义上的，而是质的意义上的。为了说明这一点，可选用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作为大湾区建设的完美对照组。[31] 学者对一地两检相关协议制定程序的批评，参见朱孔武：《粤港澳大湾区跨域治理的法治实践》，载《地方立法研究》2018年第4期。30年前港澳还没有回归时，曾有老一辈宪法学家考虑到港澳居民当时对社会主义还完全缺乏了解，给出过一些相对简化的解释。吴慧曾提出，香港特区的条约与法律的位阶顺序是：基本法——适用于香港的中国外交、国防类条约——香港特区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包括转化的条约）——适用于香港特区的全国性法律和香港原有法律。

在大湾区治理结构中，四方当前是何种关系？在单一制国家中，为什么不能由中央政府或者中央政府设立的专门机构直接管理涉及多个行政区域的跨域合作事务？毕竟，与大湾区规划纲要同年印发的《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以下简称长三角规划纲要）就没有提及任何跨域合作协议，并确立了由发展领导小组统筹指导和综合协调、下设办公室会同地方政府推动形成政策体系的治理模式。这正是大湾区治理结构在内地港澳关系之上存在中央特区关系的生动体现。

中国的主体也不再指区域意义上的内地，而是国家性质、国体。这些条款规定了内地居民在港澳享有法律保障的权利和自由。

[35]欧盟虽然由数十个隶属不同法系的国家组成，但早已经实现主要经济要素自由流通，法律一体化程度远非现在的大湾区所能企及，原因正在欧盟存在负责一体化规则制定、执行和争端解决的专门机构。香港特区高等法院上诉法庭的意见是，循普通法原则，香港特区立法会独有一般立法权，行政长官在获得立法会授权的条件下可以依据赋权条例制定附属法规。

《中葡联合声明》也有类似的表述。[26]因此，由具有全面行政管理权的在地广东省政府全权代表内地（珠三角九市），是更为合理的安排。[22] 参见黄明涛：《普通法传统与香港基本法的实施》，载《法学评论》2015年第1期。而围绕跨域合作协议形成一个真正的规则体系，尽快惠及珠江两岸，内地方面还可进一步利用经济特区立法权。

以上这些条款规定了，港澳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无论如何，所谓社会主义至少具有政治体制和社会、经济制度这两种不同指向。

有的学者说：香港居民和其他人的义务只有一条，就是遵守香港法律，不便统一规定香港居民有遵守宪法和法律的义务。跨域合作协议附属规范性文件的制定、执行和争端解决，宜有专门机构集中负责，以求尽快降低交易成本，促进要素流通。

大湾区规则体系的内容，以及中央政府部门和广东省各自在大湾区治理结构中的地位和作用，借助这个分析框架，也可以得到说明。[35] 曾令良、姚艳霞：《欧盟法律研究在中国：过去、现在与未来》，载《法学评论》2002年第4期。

[19] 黄明涛：《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权力边界》，载《中国法学》2019年第1期。纲要后文也提及在内地管辖权和法律框架下，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与港澳相衔接，可见港澳法律并无作出重大改变的必要。特区鼓励外国公民，华侨、港澳同胞及其公司、企业，投资设厂或者与我方合资设厂，兴办企业和其他事业，并依法保护其资产、应得利润和其他合法权益。但是，这些协调机构和工作机构均无决策权，至多可以对有关协议进行解释，无权发布具体政策措施。

大湾区和长三角的不同，根源就于在大湾区建设要同时处理中央特区关系和内地港澳关系。[42]两基本法的规定载于：香港基本法第四十八条第（四）、（九）项，第六十二条第（一）、（三）项。

所谓我们对香港的政策长期不变，影响不了大陆的社会主义。（二）基本法本身的规定两对关系在基本法上也各有规定。

[30]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国务院统一领导各级行政机关，一旦有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授权，广东当地政府在签订协议时便不再需要重新提请批准，简化了程序。实际上，内地本身恰是基本法直接使用的概念。